教会历史第二季，拉丁传统第八课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与恩典——与佩拉纠之争
按：这是阿甲教父历史通识课，第二季，拉丁传统第八课：奥古斯丁与佩拉纠之争，讲稿由阿甲整理。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与恩典》，教会历史第二季之拉丁传统第八课（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9月19日），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油管订阅,阿甲谈东方教会，以及网盘下载「请进入Ajia文件夹」。 拉丁教父 奥古斯丁与佩拉纠之争，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与恩典 今天是9月19日，北京时间晚上8点。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光从东方来”系列讲座。“光从东方来”是以学术讲座来介绍东方教会的传统。本平台是公益性质，因此平台之下的所有讲座都是免费的。本平台能够提供给大家的内容，是关于东方教会的传统。我们希望，如果上帝允许，未来能涵盖关于东正教、叙利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等东方教会的历史、神学、礼仪各方面的内容。 首先有一个最基础的介绍。这便是我们现在要提供的一个系列讲座的内容之一。关于教会历史，我已讲过东正教的历史。该讲座主要参考西方维尔主教的著作，是一个比较概览性的介绍。今天的讲座是我个人组织的一个课程。第一季已经讲完，今天是第二季。第二季已经讲完了希腊教父的希腊传统部分，内容大约涵盖三世纪到五世纪。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今天是关于拉丁教父传统中奥古斯丁的第八次课，同时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讲授奥古斯丁。在拉丁传统中，奥古斯丁是一位特殊的人物。此前我们已讨论过数位教父，而今天的内容或许是其中最富争议性的一节。与大家可能已经购得的中文翻译著作不同，我们在此将从东方教会（如东正教或叙利亚教会）的视角，来审视奥古斯丁与佩拉丘之间的争论究竟如何。 由于时间有限，我将不再复述奥古斯丁的生平，我们主要侧重于奥古斯丁与佩拉丘之争的大致历史过程。当然，国内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恩典与自由意志》，其序言中已有很好的介绍，因此这并非我需要详细讲解的内容。我们要讲解的，是深入探讨近二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并与研究这些一手材料的学者们一同探讨。我能够提供的是一个东正教或东方教会的视角，以审视恩典与自由意志的问题。关于其生平，我已在第五讲和第六讲中讲述过。 此处我们不再复述，仅简要讲解他与佩拉丘是如何引发这场冲突的。佩拉丘是当时一位非常有声望的神职人员，其后，他的观点在迦太基引发了争议。其具体观点大致是：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救恩。这一观点当然受到了奥古斯丁的竭力反驳。由于他的这种观点在教会内传播并造成了混乱，奥古斯丁于是便开始写作。这场争论从公元411年左右开始，至430年结束，大约持续了二十年之久。这对于西方教会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但我们需要知道，此事对于东正教或叙利亚教会而言，影响甚微。它对西方教会影响深远，但对东正教、叙利亚教会以及其他所有东方教会，其影响其实都没有那么深远。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由于其观点与争论陷入胶着，因此在411年，他们便将非洲地区如迦太基等著名城市的主教们（因其属于罗马教皇的辖区）的情况呈报给当时的教皇。随后的418年，迦太基会议也正式谴责佩拉纠主义为异端教导。 431年，以弗所公会议重申了这项谴责。当时奥古斯丁论战的对手，其实不只是佩拉纠派。他早期的对手是摩尼教，因为他本人是从摩尼教徒转宗成为基督徒的。在他转宗为基督徒后，便可见其对摩尼教的驳斥。此后是多拉图派——当然我们今天不会细讲，其争论主要关乎教会论。再然后是佩拉纠派，其争论关乎自由意志和恩典。那么，在此我重申个人的观点。 我们整个新教的传统，即宗教改革后的传统，其实是在奥古斯丁和佩拉纠的争论中产生的一种基督教传统。并且，从东方教会的视角来看，这其实是一种相对极端的倾向，因为它采纳了奥古斯丁在与佩拉纠论战时的一些极端教导和倾向，所以造成了我们现今新教传统的这个现状。 关于恩典和自由意志的问题，在东方教会早期的灵修传统中，其实很好地被基督教的灵修传统所中和了。关于这一点，当我们在拉丁传统中讲到卡西安时，会有详细的介绍，即卡西安是如何看待恩典与自由意志之关系的。然而，这个争论在西方一直存在，并最终导致了宗教改革时期的现象。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奥古斯丁之前的一些背景。在他之前有几位先驱，例如居普良、奥利金以及鲁菲努斯。这些人关于相关方面的论述，并未直接涉及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关系。首先，居普良曾论及婴儿洗礼的问题。他持有一个观点，认为婴儿受洗并非为了赦免他们自身的罪，而是为了赦免亚当的罪。也就是说，居普良倾向于认为，每一个出生的婴孩都继承了原罪。 都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亚当的罪，这便是非常重要且有名的原罪论。奥利金主义认为，肉体之所以必死，是因为灵魂先存的罪，这也是奥古斯丁之前当时的一种教导。奥利金认为灵魂是比肉体先存在的。至于Rufinus，他在当时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中或许不那么出名，但他翻译了大量著作，例如奥利金的作品，是一位非常早期的翻译家。 他是一位将希腊教父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学者型人物。因此，他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进路，因为他在翻译过程中对希腊教父的倾向有所了解。他采用了Sophilus和艾瑞纽的观点，即认为亚当和夏娃被创造时是孩子，状态是洁白无瑕、天真无邪的，只不过尚未达到完全的境界。这一观点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便是Diodorus。 另一位是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我们翻译为金口约翰。在他一篇关于人被造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即每一个婴孩的出生，都相当于亚当被造的过程。婴孩之所以有心跳和气息，就像当初上帝用尘土造人，并将生命的气息吹入其中。这股气息，就如同当初上帝创造亚当时所赐予的一样。 在母腹的胚胎之中，并赋予其生命的气息，这便是金口约翰所持守的一种观念。当然，这一观点也明确地构成了对奥利金的反驳，其核心概念在于，肉体与灵魂是在同一时间被创造的。此外，还存在另一种观点，主张人的肉体死亡源于其天然属性。换言之，肉体的消亡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过程。此观念亦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来自于希腊教父的思想。由此可见，Raphaelus在此方面的论述，与希腊教父们的教导是非常契合的。 Raphaelus有一位名叫Kinesios的门徒，他可能在希腊教父们的一些教导上走得更远。这位Kinesios同时也是佩拉纠的门徒，稍后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教导中出现了哪些错误。这便是他们的前期背景。而真正引发这场争论的便是Kinesios和佩拉纠这两个人物。Kinesios作为佩拉纠的弟子，最初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婴儿受洗并非为了赦罪。 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婴儿有任何原罪。或者如普莲娜所言，他主张婴儿受洗是为了赦免亚当的罪。由此可见，这并非为了赦免他们自身的罪，因为他们自己尚未也无能力犯罪。那么所赦免的罪是什么呢？是亚当的罪。这是一种观点。因此，他们认为婴儿受洗并非为了赦罪，而是为了进入神的国度以及在基督里成圣。然而，这种观点在公元418年的迦太基会议上遭到谴责，其后在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又被进一步谴责。 公元431年的会议也进一步谴责了此种观点。佩拉纠的观点是：人被造时即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因此能够选择善恶、避免犯罪并维持天然的公义。这是佩拉纠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证，而这一点也正是现代教会所一再谴责的，即认为人自身没有能力行善。他尤其反对《忏悔录》中的一段话，他说： “给我你所命令的，命令你所愿意的。”在佩拉纠看来，这仿佛是说人就像一个提线木偶，没有自主的能动性。因此，佩拉纠对《忏悔录》持相对批评的态度，尽管当时《忏悔录》已非常流行。然而，《忏悔录》中记述的经历对奥古斯丁却造成了极深的影响。反观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的经历，他们生命中都有着强烈的个人体验，并由此构建了各自的神学传统，这亦是其思想的一个特点。 这也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因此奥古斯丁便开始与佩纳诸论战。最终，奥古斯丁无疑赢得了论战。但是，他的胜利究竟是完胜还是险胜，这一点我们稍后就能看到。奥古斯丁在与佩纳诸论战中的观点，实际上并未被天主教会完全采纳。反而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更为彻底地采纳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当然，这已是后话。 由于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主要参考的是二手材料。其中一本较新的材料，是这本由荒阿力克山加所著、于2014年出版的书。书中探讨了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教导的转变，他确实经历了一个转变：在早期，为了摆脱摩尼教的宿命论和意志捆绑论，他强调自由意志的作用和责任性；但后来，为了反对佩拉纠主义，他转而强调神恩。 在原罪和捆绑意志的教导下，必要性进一步限制了自由意志的作用，最终导致了预定论的产生。为本书做背景介绍的特斯拉是一位学者，我采用的便是其观点。这位学者认为，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教导是有转变的：起初在他摆脱摩尼教时，他承认自由意志中积极主动的部分，认为我们不像摩尼教那样是宿命的。 但是到了与佩拉纠论战的时候，他开始倾向于认为，由于原罪和意志被捆绑的原因，我们的自由意志受限了。我们似乎只能犯罪，做什么都不能讨神欢喜了，这样的观点便出现了。那么当奥古斯丁谈论此事时，他特别参考了（我在此也再次参考）一位学者在2015年的一个观点，他说： 婴儿可以因父母的意愿而受洗得救，与此类似，他们也因父母怀孕的行为而承受了亚当的罪。根据这位学者的阐述，奥古斯丁承认婴儿是通过父母交合的行为来承受亚当之罪的。他认为，父母间的这种交合是由激情所产生，因此是不好的、污秽的。 这个行为本身便将亚当的罪传递到婴儿当中。尽管婴儿一出生时，尚不知分辨左右，也没有能力犯罪，但这种观点仍然认为该婴儿有罪。而这个罪，便是由于此原因所承受的。至于这种教导在东正教中是否存在，我并不认为此观点在东正教中是主流，或者说其论述会如此详细，即婴儿有原罪是源于父母的交合。 并继承了亚当所犯的罪行。这种观点，我在东正教教会的教父当中是没有看到过，也没有听说过，这是一种非常细致的解读。那么，东正教有没有关于原罪的概念呢？是有的。其原罪的概念更多是指，亚当犯罪以后，他承担了这种罪的后果。那么，罪的后果是什么呢？即人是必死的，肉体是会朽坏的，他的意志会软弱，肉欲也会比较冲动。 这就像一个人进入了生病的状态一样。我更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东正教所说的原罪。如果说东正教有原罪的教义，那也不是指直接继承了亚当的罪。例如，我读到过尼赛的格列高列关于婴儿夭折的论述，他最终的观点是，那些夭折的婴儿，是因为当时古代技术落后、医术不发达，所以很多婴儿出生后没过几个月就夭折了。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在传统上要等婴儿出生四十天以后。 奉献礼或洗礼之所以在四十天后才于教堂进行，是因为在此之前，婴儿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有些婴儿会因各种原因而夭折。因此，当时教会的一些教父们便开始撰文，探讨婴儿为何夭折以及上帝的旨意为何。信徒们会与这些神职人员谈论他们的情况。尼撒的格列高利在论及婴儿夭折这一问题时，试图去安慰他们。他的观点是，婴儿没有带着罪，离世时会回到上帝的怀抱。 所以，有的婴儿可能是来不及受洗的。因此，这可以视为尼撒的格里高利关于婴儿夭折的一种解释。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关于原则的概念，它来自于奥古斯丁对“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这句话的理解。所以他在这里面所讨论的，就是这个罪。 我不知道他们拉丁文的翻译是什么样的。这个“罪”是一个阴性的词。在这里，它意为“死”，并且此处有一个借词。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观点，就是所有的人都继承了亚当所犯的罪行。我认为最主要的一节经文是来自于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即“罪因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他便将这个词与罪等同起来。这个词可以翻译为“on which”，即“在此之上”。因为在此之上，所有人都犯了罪，都有罪行。但是，如果阅读希腊原文，就会发现这个介词完全可以指向死，而不是罪，其意思就是在死亡当中。 “众人都有了罪”可以这样翻译，但在我们的和合本中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由此可见，和合本在翻译时，其实是参照了奥古斯丁关于这段经文的解释。按照他的解释，因此死亡就临到了众人，并且在这死亡里面，所有人都犯了罪。但奥古斯丁认为，众人犯罪是在亚当所犯的那个罪当中。 因为罪是从一人而来，在亚当所犯的罪之上，所有人都因此犯了罪。所以这就构成了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一种解释。然而，我认为这种解释在我所读的希腊教父文献里面是没有出现过的。我并不认为他们关于自由意志和恩典的教导，跟奥古斯丁的观点是如出一辙的，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这一点，我个人是比较肯定的。至少，若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也可以商榷。 刚才所引用的，便是某位学者关于原罪的观点。当我们探讨自由意志与恩典时，会发现其与诸多因素相关，例如婴儿洗礼与原罪等议题便是交织在一起的。对此存在几种观点，首先，奥古斯丁的观点如下：亚当与夏娃所犯的罪，被称为“Primal sin”，这即是亚当最初所犯的主要罪行；而所有人因是亚当的后裔。 奥古斯丁建立了一套关于原罪的系统理论。当亚当与夏娃最初犯罪时，他们所犯的罪便通过男女的交合传递下来。因此，所有人自出生起就都带有原罪。在英文中，这个概念被称为“inherited sin”，即所有人都继承了罪。那么是继承谁的罪呢？是继承亚当的原罪。这其中还包括“common guilty and the constitutional”、“for dissolved desire”以及其他一些欲望的扭曲。 此外还包括无知。还有一种罪是其后果，即死亡。接着探讨原罪和罪的后果是如何代代相传的。在该学者的分析中，他区分了三种罪：第一种是罪，第二种是罪的后果，第三种是罪的惩罚。原罪是指罪的惩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原罪。 都获得了这个罪的惩罚。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解释：两种生命在亚当里，这种生命有着柏拉图“灵魂先存”的意味。在亚当里具体的存在，并不暗示灵魂的起源，因为它解释了众人如何在亚当中存在并活动。这也是奥古斯丁关于灵魂起源论述的另一个观点。奥古斯丁基本上赞成灵魂和肉体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他又有所犹豫，因为如果持守…… 按照这种观点，其原罪论便比较难以融入。原因在于，如果一个婴儿的肉体与灵魂皆为上帝所赐，尤其是他的灵魂，那么上帝所赐予的理应是良善的，其所造的灵魂也应是良善且无罪的。那么，要如何将原罪置入上帝所造的灵魂之中呢？因此，我并不认为奥古斯丁…… 在《论灵魂的起源》中，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这是关于其原罪论的观点。总结而言，他认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且继承了亚当的罪。这种被继承的罪（inherited sin），在当前西方教会的传统里，意指人有原罪是因所有婴孩都继承了亚当的罪。然而，在东方教会（东正教）中，对此的解释不尽相同，其解释可能更侧重于所有人都继承了亚当犯罪的后果。 其后果是，人有犯罪的倾向，也更容易受到魔鬼撒旦的蛊惑，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若说人完全继承了亚当的原罪，那么我便无法解释，为何在《论夭折的婴儿》中，尼撒的格列高利赞成他们可以去天国。最令人费解的结局是，他们生来就背负着千万年的罪，自己却不知为何，最终竟是幸福的。 另一位影响者是Ruth。其原因是为了’Santa’。其实，人悠长的生命就是一种助跑，而这正是因为他们有原罪。这是奥古斯丁的观点，也是某位学者对该观点的解释。第二点，亚当违背了上帝。 这使全人类在神面前都犯了罪。即使是那些从未有机会凭自己意愿或行动的人，也继承了罪。因此，原罪可以等同于这种继承而来的罪。罪不仅是效法，因为他也引用《诗篇》五十一篇，指出原罪是通过性交传递的。这种“原罪通过性交传递”的观点，可能是奥古斯丁一种较为独特的解释，此前从未有人如此解释过原罪的传递方式。在我所接触的东方教父中，也从未有过这样的解释。 从中可以看出几点。奥古斯丁为反对佩拉纠主义，强调人继承了亚当的罪。这罪是通过男女交合，即性交，传递给婴孩儿的。这一点是清晰的，或者说，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西方教会原罪论的标准说法。此外，当我们探讨原罪论时，也会涉及灵魂起源论。关于灵魂的起源也有几种说法。在早期，例如特土良就相信灵魂遗传说。他认为灵魂是物质的，通过父母的精子与卵子传递给下一代。这种观念在中国人中也存在。 很多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永生的，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生命会传递给下一代。这种观点认为，生命的产生不只是精子和卵子，即肉体基因的一部分传递给下一代，也包含灵魂的一部分随之传递。这有些类似于特土良的“灵魂遗传说”，该学说主张儿女的灵魂是透过父母的灵魂传递出来的。不过，这个学说后来在基督教中被官方所否定，称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 关于灵魂的起源，它并非由父母传递而来，因此不是遗传的，而是被创造的。从我们所了解的东正教，即东方教会的主流观点来看，创造说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学者奥古斯丁并未完全接受创造说，他无法接受“父母性交只产生身体，灵魂应由上帝所造”的观点，因为这不符合他的原罪说。因此，奥古斯丁关于灵魂起源的理论，并不像东方教会（如金口约翰与大圣巴西尔在《传绘规》中所提到的）那样明确。 人人都继承了道种，拥有行善的潜能，而这都是神所赋予的。此观点与金口约翰的看法基本一致，即上帝起初向亚当吹气的动作，如今仍在持续发生。人的灵魂既然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婴儿如何继承原罪便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然而，奥古斯丁为了建立其原罪论，并未完全接受创造说。因此，原罪论是奥古斯丁的经典观点之一，其主张罪是通过种子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 在此，我们可以探讨关于灵魂遗传说的几个观点。首先，关于灵魂的起源，奥利金的观点是灵魂先存，此观点后被定为异端。其次是特土良的观点，认为灵魂通过父母的肉身遗传，这也被教会定为异端而不被接受。后来，东方教会（即希腊教会与叙利亚教会）较为流行的官方观点是灵魂神创说，这也是主流观点，天主教会亦然。然而，奥古斯丁似乎两种观点都无法接受，因为他相信原罪说，而灵魂神创的说法与人有原罪的教义是相互冲突的。 因此，这就很难被中和，从而造成了现在的这种现象。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奥古斯丁之后的一些重要会议。公元415年，狄奥斯波利斯（Diospolis）会议宣布佩拉纠派的观点为正统；然而在公元418年，迦太基会议则谴责了其观点。同年，奥古斯丁就此致信西克斯图（Sixtus），即著名的第194封书信。 当时，叙利亚教会一位非常有名的导师Celdoce，反对奥古斯丁关于原罪论的说法。为此，奥古斯丁在426至427年间，进一步撰写书信和专门的著作，如《论恩典与自由意志》与《论劝谏与恩典》，来为他的原罪论进行辩护。之后在428年至429年，奥古斯丁又进一步撰写了关于预定论的著作。 关于圣人的预定论，这一理论是在奥古斯丁晚年时才最终被完整阐述的。那么，东正教是否相信预定论呢？基本上，东正教对此说法的态度要视乎具体的解释。例如，唐绝神父便认为预定论是异端的教导。但是，如果阅读一些希腊教父的著作，比如七、八世纪的大马士革的约翰，会发现他也接受预定论。然而，他所说的并非指一个人被预定得救或不得救，以及其自由意志是否参与其中，他的基本观点是预定源于上帝对万事的预知。 所以他预定了，但他并不强迫人，否则这就成了宿命论。因此，预定论在东正教中或许从来都不是一个流行的教导。因为如果说人已被预定，那你就不需要努力了。既然你知道自己已被预定，努力还有何用呢？你便没有必要努力了。所以，这与他们的灵修传统是相冲突的。谈及灵修，若不努力，又何谈修行呢？如果你说自己已经得救，那我为何还需要灵修？难道我不需要努力、不需要操练、不需要遵守基督徒的诫命吗？难道我就这样得救了吗？ 因此，预定论对于东正教（或说东方教会）的灵修传统而言，是不被看好的。换言之，东方教会的灵修传统或东方的希腊教父们，绝对不会将预定论强调到奥古斯丁那样的地步，这是肯定的。当然，我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但是从一些现代教会的教导中就可以看出来。公元430年奥古斯丁去世，此后，卡西安开始写作他的《会谈录》。那么，为何要提及卡西安的《会谈录》呢？因为我们之后就可以看到卡西安关于自由意志观点的教导。卡西安在《会谈录》里关于自由意志观点的教导，可以说算是为东方教会关于此议题的教导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就是说，他认为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你不能重此轻彼，两者都不能舍弃。但这与奥古斯丁和佩拉纠的论战情况有所不同。 佩拉鸠斯越来越倾向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则越来越强调恩典，由此便产生了两个极端。之后可以看到，例如在公元431年，有一些关于自由意志与恩典的比较重要的著作被罗列出来，在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波波尼尤等人的观点。之后，在公元520年，又有一位教皇针对这些观点撰写了书信。可见，自由意志与恩典的问题在西方一直受到持续探讨，例如在公元850年（即九世纪）。然而，在东方教会，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则非常少见，几乎未曾出现过。 此外，还有像作者卡达·沙克·欧贝斯关于预定论、上帝的预定与自由意志，以及神圣预定等议题的论述，并为此召开了各种会议。首先，佩拉鸠与奥古斯丁之间的论战，在他们去世后依然持续存在，甚至延续至宗教改革时期。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从未得到过真正的解决。在西方教会中情况就是如此。或者说，在天主教内部，这个问题就如同一颗埋下的定时炸弹，一直有人在争论其立场究竟孰是孰非，尽管天主教会竭力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后续发展与著作。关于奥古斯丁的著作，在此就不细说了。例如卡西安的《会谈录》第十三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它基本上代表了东方教会关于自由意志与恩典的观念。但是，《会谈录》第十三篇没有谈到灵魂起源、原罪、婴儿受洗等这些比较关键的问题。因为自由意志与这些问题纠葛在一起，所以这些议题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部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论证，这个论证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