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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按：这是阿甲讲座之教会历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若要引用本文，袁永甲，《维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读第12课：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教会历史之维尔主教东正教会系列（伦敦：光从东方来，2025年01月24日），讲稿由阿甲整理而成，本网页网址，引用日期。也请参考版权申明 斯斯 本讲稿由阿甲修订，很多内容参考这个中译本。韦尔主教《东正教会导论》，中译田原（香港：道风书社，2013年）。若无特别说明，文字均是维尔主教的中译。若有阿甲的按语，则会写上：“阿甲按”三个字，并以引用符号标出。 油管订阅,下载音频和视频,请见这里 正文 第8章 20世纪的东正教与无神论 二十世紀之二：正教和激進的無神論者 那些渴望見我的人要經歷苦難和失望。 ——《巴拿巴書信》七章2節 一、「對天堂的攻擊」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直到一九八八年俄羅斯基督教慶祝千年歷史，蘇聯的正教會一直在圍城的狀態下生存。在這七十年中，迫害的強度隨時空而不同，但是共產主義政權的基本態度始終不變：所有形式的宗教信仰都是谬误，需要被壓制和被消滅。用斯大林的話説：「黨在對待宗教時不能中立。它包含反對所有宗教偏見的反宗教斗争。」為了理解他的話的完全力量，必須記住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統治下，黨意味着國家，這是黨的全部宗旨和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正教徒和其他基督徒發現自從一九一七年以後，他們自己處於一個基督教歷史上不見先例的環境中。羅馬帝國雖然時不時地迫害基督徒，但它絕不是一個對宗教本身進行壓制的無神論政府。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國雖然是非基督徒的，但仍然崇拜一神，而且如我們之前所見，給予教會很大程度的寬容。 阿甲按：这里我保留看法。有可能是，希腊的东正教受到伊斯兰统治的时间不长。如果看被伊斯兰统治的叙利亚教会，埃塞尔比亚教会，亚美尼亚教会，还有科普特教会，他们在伊斯兰的统治下，长达上千年的时间。我们正确地说伊斯兰政权的一贯做法，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给你一定程度的宽容，但其政策，始终会抑制基督教的发展「所谓温水煮青蛙」，逐步将基督教边缘化，将基督徒群体变成少数，不断收紧，以至于可以针对基督徒进行灭绝行动。从我的角度来说，如果说在人类历史上，迫害基督教的政权里面，哪个是迫害基督教最严重的政权？绝对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时段有限，难以持续」，而是伊斯兰政权，就是以伊斯兰为国教，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他们对基督教的迫害是最严重，最残酷，最长久「长达上千年的时间」，并且从来不会改变的。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多大的“宽容”。 但是蘇維埃共産主義的基本原則決定了它致力於侵犯的和激進的無神論。它不滿足於在教會和國家之間做出中立的分離，而是尋求借助一切直接和非直接的手段，推關一切有組織的教會生活，並消滅一切宗教信仰。新掌權的布爾什維克急於實施他們的計劃。一九一八年的法規禁止教會進入教育體系，沒收了教會的全部財産。教會不再擁有任何權利，很簡單，它不是法人。蘇維埃憲法的條款逐漸變得更加嚴格。一九一八年的憲法准許「宗教宣傅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第十三條）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實施的《宗教團體法》中，就變為「宗教信仰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兩者的區別很重要；總之在理論上允許基督徒享有信仰自由，但不允許他們享有任何傳教的自由。教會僅僅被視為一個崇拜團體。原則上允許舉行宗教禮儀，實際上開放了一些教堂建築用於崇拜，特別是在一九四三年以後。在一九四三年以後，也允許教會維持一些機構用於訓練神父，並實施一套有限的出版計劃。但是除此以外，不能做其他事情。 換一種説法，主教和神職人員不能從事慈善和社會工作。嚴厲禁止探訪病人，不能在監獄、醫院或精神病院進行教牧工作。教區神父不能組織任何類型的青年團或任何學術團體。他們不能為兒童開設教義問答課程或主日學校。他們能夠給予信眾的唯一指導是教會禮拜時的佈道。（他們常常充分利用佈道：我能回憶起七十年代出席的禮儀活動，每次活動有四五個不同的佈道，會眾全神貫注地聽講，在結束時呼喊着感謝佈道者，我在西方佈道時很少有這樣的情況！） 神職人員不能建立教區圖書館，因為允許他們在教會保留的唯一圖書就是崇拜時使用的禱告書。他們沒有手冊發放給信眾，沒有信息材料，雖然這些都是基本的；甚至連《聖經》都十分罕見，要在黑市上以高價交易。最糟糕的是，所有神職人員，從主教到最低級的教區神父，履行神父職都需要國家的批准，受到秘密警察密切而無情的監管。神父佈道時説的每句話都被仔細留意。警惕而不友善的眼睛整天都緊盯着有誰為了洗禮、婚姻、告解或私人交談而去教堂找神父。 極權的共產主義國家充分動用所有形式的反宗教宣傳，而不給教會做出回應的權利。首先，所有學校都系統地進行無神論教育。教師們收到了這樣的命令： 蘇維埃教師必須接受黨的科學精神的指導，他不但有義務做個不信教的人，有義務做個在人群中積極宣使無神論的人，還有義務做個持有激進的無産階級無神論觀念的人。蘇維埃教師每時每地都必須爛熟而平靜地、機智而堅定地揭露和克服宗教偏見。 激進無神論者聯盟（League of Militant Atheists）在學校外開展了浩大的反宗教戰役，這個組織在一九四二年被一個侵犯性稍弱的組織取代，那個組織叫科學和政治知識宣傳協會 。通過共產主義青年團，無神論在年輕一代中得到了積極的宣傳。有多所宗教和無神論博物館，通常設在以前的教堂中，例如聖彼得堡的喀山大教堂（Kazar Cathedral）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大街上舉行了具有粗野而冒犯特徵的反宗教遊行，特別是在復活節和聖誕節時。下面是一位目擊者的描述： 寂靜的大街上沒有抗議——多年的恐怖已經奏效——但是遇見這個骇人遊行的人幾乎都想辦法離開這條大街。我作為莫斯科嘉年華的一位目擊者，我本人可以证明，嘉年華中沒有一絲大眾的歡樂。遊行隊伍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它企圍製造歡笑或挑衅，但偶然目击這些的人毫無反應，一声不吭。 教堂不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被大規模地關閉，而且大批主教、神職人員、修士、修女和平信徒被遭送監獄和集中營。我們根本無法估算有多少人被處死或死於虐待。斯徒維（Nikita Struve）出具的殉教主教名單上有一百三十人，他甚至說這是「臨時和不完整的」。殉教神父的總數一定達到了上萬人。在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下，信教者當然不是遭受磨難的唯一群體，但他們遭受的磨難超出人們的想象。羅馬帝國的迫害遠不能與之相比。「撒旦從上帝那裏得到了燦爛的俄羅斯，殉教者的鮮血會將她染紅」，這是阿瓦昆主神父在十七世紀説的話，它在三百年後的共產主義統治下實現了。共產主義的宣傳和迫害給教會帶來甚麼影響？在許多地方，靈性生活令人驚嘆地復蘇了。世俗元素被清除，不真誠成員的負擔被解除，他們僅僅遵從外在的社會原因，真正的正教信仰者像被火淨化一般聚集在一起，用英雄主義和謙恭進行抵抗。一名俄羅斯移民寫道：「在信仰遭受試煉的所有地方，有大量的恩典湧出，那是最令人驚訝的奇蹟：聖像在惊诧的觀眾面前自我恢復；教堂的穹頂閃耀着不屬於這個世界的光 ……但是，所有這些很少被注意到。一般人幾乎對俄羅斯的光都不感興趣，那些看不見基督復活光輝的人，始終在評判被釘十字架和被埋葬的基督。」5無數的人會在迫害時期離開教會，這並不奇怪，因為這一直在發生，無疑還會再次發生。遠比這令人驚奇的是，有如此多的人仍然忠誠。 5, Lossky, (东部教會的神秘神學》 (The Mbstical Theology ofthe Easterm Church) 頁245—246 .洛斯基所說的驚奇的「聖像恢復」，已經在很多受共產主義統治的地方發生、灰暗和發生損毁的年久理像和壁畫，突然重新恢復新鮮明亮的顏色。 阿甲按：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如俄罗斯长久，充满了跌宕起伏，甚至苦难。然而，哪里苦难，逼迫多，上帝的恩典也多。纵观上千年的宣教史，就知道上帝真是爱中国。就像我博士的导师，劳曼教授的观点，其实中国文化里面，已经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神，只不过中国官方不承认这点，因为从六七世纪的唐代开始，上帝就持续派遣宣教士，只要条件允许，过来给中国人传福音，拯救了很多中国的灵魂。很多时候，我们看政治是黑暗的，因为中国上千年的政治史大体如此，就是政治要严格地控制宗教。有一次，我们在几个博士生在一起学叙利亚语，有一个说得很好，他说，君士坦丁是一个奇怪的帝王，因为他所有周边国家都是政治主导宗教的，但只有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最终造就了罗马和西方文明。其他伊朗，中国，当时的这些国家，都是政治主导宗教的。政治对宗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宗教把控最严格的中国就更是如此了。唐代景教传了两百多年，也是“寺满百城”，最终会昌法难，把所有教堂都拆了，从此基督徒似乎就绝迹了。但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就会有大批宣教士涌入中国宣教。因此，大家看现有的政教关系，不要绝望，如果我们的眼目只盯着当下的情况，就不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眼见看事物了。要相信主的大使命，要相信上帝爱中国。我们不要对政治抱任何幻想，而要对主的大使命，上帝的爱有充足的信心。即便几十年后，基督教像唐代景教一般“绝迹”了，但只要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上帝就持续派遣宣教士来中国。并且，中国文化并非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只是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和挖掘而言。 二、「凱撒的歸凱撒」：界限在哪裏？ 在宗教迫害時期，有關的根本性原則通常是明確的，但是所有信徒應該採取的實際行動路線常常一點也不明確。主教、神父、平信徒同一個公開致力於廢除宗教的政權的合作能走多遠？在一九一七至一九八八年間，俄羅斯的正教基督徒對這個問題的許多回答是衝突的。從未生活在迫害之下的西方人，需要極為慎重地對那些俄羅斯人的行動做出道德評判。但是我們至少能夠注意到一些態度上的變化。 蘇聯的教會一國家關係可以分為五個主要階段： （一） 1917—1925 ：宗主教吉洪努力保留教會的自由。 （二） 1925—1943 ：都主教塞吉烏斯尋求暫時妥協(modus vivendi) （三） 1943—1959 ：斯大林在戰後允許恢復宗教。 （四） 1959—1964：赫魯曉夫重新發動迫害。 （五） 1964—1988 ：異己者運動出現並被鎮壓。 （一） 1917—1925 莫斯科宗主教聖吉洪最初採取堅決不妥協的態度對待布爾什維克。他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一日強烈谴责那些被他稱為「公開或偽裝的基督之敵」、「我們黑暗時期的不信神的統治者」，並將他們逐出教會。當時正在莫斯科開會的全俄宗教會議確認了這一遣責，其後也未推翻它。宗主教在一九一八年晚期公開遣責殺害皇帝尼古拉二世，稱之為可恥的罪行，並説： 「凡是不遣責它的人會也沾着他的血。」當共產主義者準備慶祝十月革命一周年時，他號召他們停止「迫害和毁灭无辜者」。那時除了他沒人有勇氣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為正義和人權説話。但是，吉洪同時也避免在任何純粹政治性的問題中偏坦哪一方，並且拒絕祝福克里米亞（Crimea）的白軍將領丹尼金（Denikin）將軍。共產主義者自然對吉洪的立場不滿，決心採取措施挫败他的抵抗。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到一九二三年六月期間，他被關在監獄中，在那裏被勸説把教會控制權轉交給一群已婚神父6， 6，在正教會中，主教必须是修士。 這群他不認識的人正在同共產主義政權進行合作。這一群體被稱為「更新者」或「生活教會」，他們發起了一場大扫除式的教會改革計劃，包括引入已婚主教。儘管許多改革項目本身不招人反對，但這場運動在開始時就妥協了，因為它同無神論政權進行合作。吉洪一認識到它的真正實質，馬上就同它脱離關係。它在開始時取得了成功，不久以後就失去了信眾的支持，共產主義者因此也不再對它感興趣。一九二六年以後，生活教會及其分支不再具有任何重大影響力，二戰期間全部解散。布爾什維克掌管教會的首次嘗試被證實...
